六都春秋

【青年參政】我們的政府真的重視青年嗎?——訪台灣青年基金會執行長謝艾樺

2014年太陽花運動喚醒青年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全台各地也都陸續出現青年參政的熱潮,具有長遠歷史的小黨吸收新血復甦、青年組成的新政黨崛起,這些都是往年不曾見到的景象。

 

到了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候選人名單上出現青年參政者已是常態。四年的成長茁壯不僅讓年輕一代不再沉默,整體社會也開始意識到青年的重要性。但是,我們真的重視青年嗎?台灣過去有哪些青年機構及政策?這些機構及政策的設立是否只是敷衍了事?

 

台灣青年主管機構的前世今生

 

早在1966年,台灣還處於戒嚴時期,行政院就成立了「青年輔導委員會」(簡稱青輔會),並在兩年後開辦青年創業貸款,鼓勵年輕人創業。這項業務也延續至今,成功幫助了許多年輕人圓夢。

 

2004年319槍擊案後,陳水扁成功連任,中正紀念堂外卻出現學生靜坐,質疑選舉結果,是為「孤挺花學運」。陳水扁在回應學生問題時,承諾舉辦「青年國是會議」,提供青年世代向政府發聲的管道。

圖為三一九槍擊案畫面(圓圈處為紅色綁帶)。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青年國是會議」是台灣首次於大型會議中採取審議民主,並在之後幾年每年定期舉辦,使青年參與國是及公共事務的機制常態化。為響應馬英九總統的擴大青年參與的施政目標,2008年「青年國是會議」改為「青年政策大聯盟」。

 

但在馬英九第二任期,2013年,青輔會卻被併入教育部,降級為「青年發展署」(簡稱青發署)。原屬於青輔會的部分業務也被一分為二,創業事務移至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就業問題則改由行政院勞委會管轄。不料,隔年太陽花學運爆發,馬政府重新意識到青年的影響力,才由當時的閣揆江宜樺再次於行政院層級下,另外設立「青年諮詢委員會」。

 

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青發署於2017年推出新計畫,「青年政策大聯盟」再次被更改為「青年好政聯盟」。

 

透視青年政策的發展歷程

 

除了青年機構的設立,近三任總統也都有提出各自的青年政策。1993年,行政院青輔會因應民主化之後的變革,開始陸續編篡「青少年白皮書」。2005年,陳水扁總統第二任期,當時的青輔會主委(現為文化部部長)的鄭麗君,訂定「青少年政策白皮書綱領」,作為政策施行的參考。

 

馬英九當政時期,沒有再提出新版白皮書,但也有一些相關政策。在此時期,青年議題被分為多個面向的政策施行,包括海內外志工服務的小飛俠計畫、青年創業的滅飛計畫、就業接軌計畫、學生住宿的寄居蟹計畫、國際交流的萬馬奔騰計畫、青年進修的充電計畫、島內壯遊計畫、後代教養的安心安親計畫以及公共事務參與的青年政策大聯盟,共九大政策。

 

馬前總統於就職六週年在台中發表青年政策。圖片來源:影片畫面 

 

蔡英文上任後,除了提出各方面的青年政策以外,也委託學者進行青年發展法研究。不過,任期已過半,《青年發展法》的立法程序至今仍躺再行政院默默等待被評估的冷凍階段。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2017年一月青發署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立法顯然遙遙無期。

 

青年機構的問題根源在哪?

 

以上種種似乎顯示了台灣政府一直以來對於青年的重視,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這些機構及政策有甚麼問題呢?

 

以機構來說,政策無法一次到位與組織內部混亂是最大的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執政者的理念,但是行政體系卻不是這樣,例如青年發展署,缺乏明顯的核心概念。」好溫度。台灣青年基金會執行長謝艾樺這麼說。

 

謝艾樺接著解釋,「事情往往是執政者有理念,但公務機關不懂。為了完成任務所做的努力,變成形式上、消耗預算的事情,淪為『大拜拜』,也沒有做到原本應該要達到的目標。」

 

「有一個例子是2017年的青年好政論壇。論壇在台灣各地巡迴舉辦,但舉辦後卻無下文,論壇上的提案者不知道提案的後續,主辦者也不知道怎麼持續下去,最後甚至造成提案者失落心理。」謝艾樺舉例說明。「這樣看來,扁時代的青年國是會議反而還比較有效,因為青年至少能在會上跟高官建立可以直接提出建言的關係,而論壇在各地煙火式綻放後就沒了。」

 

但謝艾樺也坦言,行政體系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不過,若沒有改革,不管誰上任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有價值理念的政黨被行政體系綁住。」

 

青年發展法的困境與未來展望

 

雖然蔡英文政府有意為青年訂定專屬法案,但《青年發展法》自兩年前出版報告以來,似乎就再無進展。《青年發展法》立法進度如此緩慢的緣由是甚麼?在蔡英文這個任期結束之前,我們有可能可以目睹法案的通過嗎?太多問號實在令人很難樂觀待之!

 

圖為青諮提案簡報畫面。圖片來源:SlideShare網頁

 

易言之,這道立法的期待,恐怕希望極為渺茫。「跨部會立法的困難,以及社會對青年的不信任,是拖累立法的兩大原因。」,謝艾樺解釋道。但不僅僅是如此,還有更根本的問題存在,她指出,「《青年發展法》遇到了定義混亂的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心目中的青年,究竟是哪一群人?」

 

聯合國對於青年的定義是12-24歲稱之為青年,青發署目前則是把青年的年限拉高到35歲,但對此,還有許多人有不同的意見,意見紛亂而無法整合。當針對的群體定義不明,法案一再延宕是可預見的事情。

 

這個社會對青年其實還是不那麼友善!

 

另外,《青年發展法》也遭受質疑其必要性。社會上雖然已經普遍意識到青年的重要性,但對於青年的能力卻仍抱有深深的懷疑。這表現在青年參政上面,即使太陽花學運以來,有越來越多的青年投入政壇,但他們卻無一例外地受到來自社會大眾更為嚴格的檢視與質疑,這是年長的政治人物無論質詢表現如何,都較少遇到的。

 

《青年發展法》的難產,不僅顯示了行政體系所造成的重重阻礙,也揭露了青年政策本質上的障礙,更是明白地告訴我們一個殘酷的事實──這個社會對青年其實還是不那麼友善!

 

讓社會認知到青年的重要性,是成功的一小步,但要扭轉社會對於青年的陌生感與不信任,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必須仰賴各年齡層的人主動去互相了解、討論,才能消弭彼此之間的隔閡,並對青年有更明確的認識。

 

雖然青年相關法案的訂定方式可以再修改及討論,也有人提出相較於立法,調整現有部會的體制更加可行。但無論如何,行政體系的改革也是勢在必行,否則無法有效率的應對變動快速的現實。即使前路漫漫,也需要持續前行。

 

參考資料:
青發署公布的青年發展法報告
馬英九及蕭萬長的青年政策
青年好政聯盟計畫
2005年鄭麗君時期的青輔會報告
青輔會降級後又要升格?林全指示重新研議《青年發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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