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城市。
有多陌生？大概就是連氣候都不知的那樣—我穿著一件厚毛衣第一次進到了高雄。
從2017年踏上綠島、進入景美人權園區以來，「轉型正義」好像鑲嵌在我的生命之中。在一次訪談時，受難者二代問我：為什麼你會關心「轉型正義」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隱約的，歷史、真相、正義、關懷與土地好像漸漸的被串連，而作為民主化十年後才出生的青年，自然對消逝的威權遺址無知、對不肯消逝的威權紀念物無感。
作為乘涼的台灣人，我認為只有看見過去的傷痛才有可能迎向真正的民主、只有將傷痛與土地上的歷史連結，才可以為共同生活於這個空間的人形塑出集體的價值。這就是為什麼我想踏入鳳山招待所的原因。
甫進門即見大字，跟景美紀念園區的「公正廉明」一樣，這裡要求被刑求的官兵們永遠忠誠，非常諷刺。 攝／郭伶妤
我稱它為「鳳山招待所」，是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園區時是聽到這個名詞。其實他總共有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1917年由日本統治政府興建，名為「鳳山無線電信所」，是日本政府的軍事設施，但也被用來供應西南沿海民間的無線通訊。後於二戰期間，配合日本大東亞共榮圈之政策，加重其軍事性質，故改名為「鳳山海軍無線電信所」。
第二時期：1949年國民黨敗逃來台，接收日本政府之軍事設施包含此地，並改名為「鳳山招待所」。雖名為招待所，但國民黨政權是將此地作為偵訊、拘捕海軍所逮捕之軍中政治犯（被所方稱為「來賓」）。高雄當時用來拘禁被捕官兵的總共有三個地方，依層級由上至下為陸戰隊管訓隊、鳳山招待所、左營大街三樓。根據高雄市政府出版之《高雄縣原日本海軍通信隊基地（海軍明德訓練班）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指出，在此地受難的人數至少有1196人。
第三時期：1962年成立海軍輔導中心、1976年成立海軍明德訓練班，負責管束軍中「頑劣份子」。於2001年國軍組織編制改變，呈現閒置。直到2007年時高雄縣政府委託眷村文化發展協會維護。（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一篇多年前的遊記上，作者說導覽人員告訴他們，這是刑求室。但現場什麼解說都沒有，就像一個抽象的空間，矗立著、卻沒有人理解它。 攝／郭伶妤
在來到「鳳山招待所」之前，這是我們所有已知的資料。
其實真的令人非常難過。「鳳山招待所」的歷史好像是殘缺的，需要透過一本本回憶錄才能釐清，但我們所看見的資料，就像一千片拼圖中的五片，怎麼拼湊都無法了解他真正的樣貌是什麼！
進到裡面後仍是如此感覺。最低限度地維護、最低限度的解釋，不義遺址變成一種廢墟美景，以致到訪者無法感受到從1949年凝滯至今的氣氛、以致於相機拍出了美照，卻拍不出矗立門口的「蔣公」銅像。
政府並不重視這個場域。它作為廢墟被保留下來，外包給民間團體、為最低限度的管理，對於園區內的考究、調查也並無呈現給到訪者（甚至有沒有做系統性全面的調查都值得打上問號）。在解說板上，只以短短文字帶過、甚至充斥著推測等不確定的詞語！許多到訪者站在碉堡前大笑，卻不知天花板上曾掛著多少人的性命；那個深不見底的水牢，水退了，看不見國民黨威權統治的褲子。
園區一隅。根據門口原有的建築物標示指出，這裡是醫院。但地上卻充斥著垃圾、隔壁甚至有競選廣告、廢棄的大腸包小腸攤位。 攝／郭伶妤
走在園區內，缺乏介紹的建築物、缺乏記憶的過去，我們僅能夠憑藉著對白色恐怖的認識，以及過往在綠島、景美的經驗，去推敲這個空間的功能與意義。但民主化後的政府在never again的目標下，應該是使任何人都可以去親炙這些資源，並藉以瞭解過去曾經發生過什麼大規模的人權侵害事件才對！
這是一個民族對記憶根本的失根。若連民主政府都不重視「不義遺址」的保存及善用其教育功能，我們怎能要求台灣人可以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沒有共感的受難經驗，台灣人要如何「行家己ê路」？
行家己ê路，已故的郭振純前輩常常掛在嘴邊。這些老前輩們在經過慘烈的牢籠生活、持續不自由的社會時刻，後來到了名為民主的陽光之下，他們溫柔、他們堅持，告訴這些生而擁有陽光的世代們「那些陰暗的歲月」。
九十餘歲的高齡，本應是凡事順心的時候，郭前輩卻在人生的最後，仍為著台灣這塊土地操心。
毋通袂記，台灣人要行家己ê路。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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