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19）年7月，筆者在政大的季陶樓通過碩士論文口試，正式結束台灣史研究所的歲月。季陶樓是「政大山城」（官方說法是「山上校區）的眾多城堡之一，山林清幽，蟲聲唧唧，的確是上課好所在。有趣的是，當前台灣史學研究重鎮的季陶樓，二十年前卻是台灣政治學研究的重鎮，1987年落成後，就是政大法學院的院址。政大法學院和「黨國」的關係難解難分，但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筆者喜歡觀察「共相」背後的「異相」。從這個角度穿越歷史迷霧，我看到從季陶樓走出來的，不是春風得意的官學兩棲教授，而是斯人憔悴的呂春沂（1923-2002）。
人氣教師命運乖舛 34年始終當講師
呂春沂是政治大學政治系的政治犯。有這三個「政治」加身的，教師有呂春沂和湯承業；學生有盧修一、許信良和最近去世的謝聰敏。不過後三人坐牢時都已畢業，只有呂、湯是「現役」的政大人；而湯承業的學術之路並未中斷，之後仍擔任東海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所（今社會科學所）研究員。只有呂春沂，在1965年的那場牢獄之災後，一直到1988年退休，身分都定格在「講師」。他離開政大時，應該是當時政治系最受人敬愛的教師（之一）。以他的淵博學問和桃李人望，在台灣解嚴後的官場，要做到部長不成問題。然而白色恐怖把他的政、學之路都畫上休止符。這位教政治的老師，因為極偶然的因緣，被政治毀了。
呂春沂，號辛成，廣西陸川人。出身望族，自幼聰穎，有「神童」之譽。省立鬱林高中畢業後，以全省會考第一名成績，保送中央政治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該校位於重慶，呂春沂因母病不便遠離，與這間黨校暫時無緣，於1942年考入學風自由的西南聯合大學政治系，與易君博為同學。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組成，學術陣容極一時之盛，但左派勢力也很活躍。呂春沂是反共的，曾成立反共社團「正風社」與左派學生論戰。但人生禍福難測，二十年後對他拋出絆馬索的，正是一起匪諜案。
西南聯大歷史照。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戰後，1946年秋，呂春沂從聯大畢業，來台灣旅遊。這時國共戰火復燃，加以某些因緣相牽，這一趟竟成永留，再也回不去了。他和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的軍民不同，他沒有辭鄉去國的心理準備，因此倍加思親，這一點為他的政治獄埋下深遠的伏筆。這段期間，他在省政府、新生報、新竹商職待過，為時都不長；1949年擔任花蓮救濟院習藝所所長。1951年北上，任教台北市立商職。1954年政大在台復校，先設研究所，隔年設系，呂春沂受聘擔任政治系講師，成為該校最元老的教師之一。
譯介歐洲新思潮 被特務頻頻盤查
教學之暇，呂春沂潛心學術研究。他很敏銳地觀察到戰後歐洲「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在政治上具有民主憲政內涵、經濟上走改良式社會主義的思想，目標是建設「福利國家」。在中國最大的響應者，就是張君勱創設的「中國民主社會黨」。
不過，民主社會主義在台灣的發展非常坎坷。國民黨把孫文的雜牌拼裝車「三民主義」黨國化，唯我獨尊；其他除資本主義外，一概不容。民社黨被國民黨滲透顛覆，成為花瓶政黨；張君勱1949年流亡海外，終身未歸。呂春沂不知是出於「憨膽」，還是誤以為身處「自由中國」，起初還在《人人週刊》、《合作界》、《新社會》等雜誌和《台灣新生報》、《公論報》為文介紹，認為未逾三民主義「以和平手段改革社會」的主張。殊不知「社會主義」是何等敏感的字眼，不管前面加什麼形容詞，對那些連「馬克吐溫」、「馬克斯韋伯」和「馬克思」都搞不清楚的思想警察而言，都是無法容忍的。於是特務頻頻上門盤查，問東問西。呂春沂踩了紅線，被迫輟筆，補貼家計的稿費中斷，生活更形拮据（這時他在台灣已結婚生子）。
1962年，調查局對花蓮的「潛匪」展開搜捕行動。先是調查花蓮中學教員陳楷川，後循線逮捕施清海。施曾在花蓮救濟院任職，供出當時與院長呂春沂交情不錯，彼此言談都對現實不滿，常批評政府，也都想回大陸。有一次，呂春沂說他認識一個朋友，在大陸有關係，可設法安排回大陸。但此事不了了之。調查局於是找上呂春沂，逼問這個朋友下落。呂春沂自從被特務刁難後，對調查局懷有高度戒心，努力與之周旋。他聲稱朋友姓梁，名字已忘，多年未見，可能在保險業任職，是由西南聯大政治系學長涂必憬所介紹。調查局鍥而不捨，果然查出一名「匪諜」，名叫梁紹和。
梁紹和案：中共社會局漏網之魚
接下來的案情發展，筆者相信出乎呂春沂、甚至調查局的預料。根據官方檔案，梁紹和是山東人，延安抗日大學出身，曾在棗園接受俄國人的無線電訓練。1949年，中共中央社會部先派間諜董孝龢（曾任職天津警備司令部、中國航運公司，與董浩雲家族有關係）來台，計畫架設秘密電台，搜集國民黨黨政情報；繼而派梁紹和來台協助，擔任報務員。梁在行前由中共「特工頭子」、社會部部長李克農接見，面授機宜，然後偷渡來台，設籍台北市大理街。筆者提到大理街，是因為翻閱官方檔案，才知道他的住址隔了幾十號，竟是筆者的老家。當然，那時筆者還未出生。
梁紹和相關檔案資料。圖片來源：國家檔案管理局
官方指控，董孝龢在台期間，曾吸收涂必憬，並和李朋聯絡。李朋是西南聯大歷史系畢業生，1949年來台，與汪聲和合作：李搜集情報，汪架設電台並拍發給俄諜。在國共鬥爭中，「無線電台之戰」非常激烈，是當時尖端科技領域的無硝煙戰爭。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特設「電監所」把關，阻擋一切「匪波」。汪聲和的電台可能是唯一在台灣架設成功的「匪台」，但通報時斷，作用不大。董孝龢找上李朋，應是技術求援。不久董被驅逐出境，電台工作移交給梁紹和，並由郭振仁協助。郭是董孝龢的姻親，被董吸收，時任中央銀行台灣代表處電台報務員，負責將涂必憬和梁紹和搜集的情報，利用央行電台拍發給上海的中共電台，並接收中共傳達的指令。所用的密碼底本是《封神榜》和《三國誌》。
以上兩段所述，都密集發生在1949年。該年底中央銀行遷台，台灣代表處電台撤銷。梁紹和、郭振仁與上海的聯繫中斷，但仍以開設汽車修理廠為掩護籌設電台。1950年汪聲和、李朋被捕，判處死刑；同年中共社會部遣台間諜迭遭破獲（蕭明華案、蘇藝林案、陸效文案、張去非案等），情勢更為不利。1952年以後，在台「匪諜」，不論本省外省，已被消滅殆盡。梁紹和這幾個漏網之魚，放棄電台計畫，各自保命。他們不敢叛亂，也不去自首，成了「潛匪」。對國民黨而言，潛匪就是匪，沒有追訴期限。1962年，調查局手氣大順，從陳楷川查出施清海，從施清海查出呂春沂，從呂春沂查出梁紹和（當時已搬到渭水路），從梁紹和查出郭振仁；再從梁、郭查出移民美國的涂必憬。為此中華民國調查局還和美國聯邦調查局合作偵辦。
貴人大力救援 消了牢獄之災
從這個脈絡來看，呂春沂的涉案全屬偶然。他反共，和其他被告不同掛，本來兩不相干。只因1949年戒嚴，出入境設下巨障；呂春沂思鄉情切，四處打聽回大陸的機會，才找上學長涂必憬，才接觸梁紹和，也才惹禍上身。由於呂春沂之前譯介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思想，已被特務點油作記號，這次又捲入案子，調查局自然磨刀霍霍，想將他打成「匪黨潛台工作人員」。這個罪名一旦成立，刑期最少十年起跳。
呂春沂是1965年1月18日被捕，正值寒假，開學後，學生就發現老師失蹤了。女兒呂子茵後來回憶，那年春節「家家門庭若市，來往祝賀拜年，只有我們家如一鬼宅無人聞問。我們母子四人躲在屋中，愁雲慘霧地不知未來會帶給我們如何的命運。也記得班上小朋友指著我罵說：你爸爸是壞人、是匪諜。我百口莫辯，氣憤填膺。」至於呂春沂，當時關在恐怖幽閉的三張犁留置室，調查局招牌刑求、可使人身心崩潰的「疲勞審訊」應該是免不了的。接著，再送到青島東路的警總軍法看守所起訴候審。
不過吉人天相，呂春沂羈押期間，包括望重士林的查良釗教授（曾任西南聯大訓導長，金庸的族兄）在內，多名師友挺身而出，為他作證清白，據說某位參謀長也仗義伸援。當局找不到他「為匪工作」的證據，又不想白白放了，於是安他一個「知匪不報」罪名，判刑一年，緩刑兩年，實際羈押五個月（1965.01.18-06.30）。呂春沂真的知匪不報嗎？這未免太小看延安棗園出身的梁紹和了。這些紅色特工偽裝隱蔽唯恐不及，豈會輕易表露身分？
延安棗園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處所在地。圖片來源：資料照
梁紹和與郭振仁，前者死刑，後者原判無期徒刑，被蔣介石批示「郭犯應即槍決」沒了命。之後還有一些餘波盪漾，追懲更多人；甚至十一年後，還羅織一個純然冤枉的辛俊明案，當局聲稱辛被梁吸收，判了五年。筆者研判，梁紹和案最重要的關鍵詞是「中共中央社會部」，該部派來台灣的間諜，只要被捕，幾乎都死路一條。
判決書說：「惟念被告呂春沂早年在西南聯大求學時期，即有反共行動；且四十三年執教政大以來，對匪黨理論尚多駁斥，有該校學生政治學筆記本可稽，足徵其思想反共，爰予從輕量刑。」這段話真正的亮點是，它調查並採納了有利被告的證據，這是完全違反警總軍法庭的SOP。可見呂春沂的貴人來頭不小。
特殊份子文字獄 零丁孤苦窮一生
這場政治獄表面上大事化小，其實災難才剛開始。首先，他被列入「特殊份子」，受到長期監控。其次，戰後歐美政治學的發展日新月異，他本來獲校方核准去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因本案不能成行，且長期被限制出境（這是當局對特殊份子的處置之一）。所以當台灣政治學者普遍去西方取經和鍍金，回來陸續佔據要津時，他只能坐困台灣，學術生命難以開展。第三，他的家人飽嚐驚恐和精神威脅，為了安全著想，妻兒四口先到美國投靠親戚，呂春沂原想稍後再去團圓，卻被限制出境。於是，他在青年時期望斷鄉關，中年時期妻離子散，成為政大教職員宿舍「化南新村」的孤影人。晚年雖能出國，但在「學生還很需要我」的掛念下，也只能台北美國來來去去，天倫之樂斷斷續續。
第四，是更深層的恐懼。呂春沂自述：「遭此文字獄，心有餘悸，與日俱增，乃造成不敢寫作之後遺症。蓋每試為執筆，輒疑忌叢生，如杯弓蛇影，不寒而慄。馴致就此封筆，不能寫作；甚至對教職之升等論文，亦無勇氣下筆。因而在政大任講師以迄退休。」終其一生，除翻譯《政治學大綱》及一些政治學文獻外，僅有《現代政治分析》一本著作行世。這意味，呂春沂除僅可自足的講師薪水外，沒有其餘（稿費、版權）收入，因此垂暮之年，仍「上無片瓦，下無寸土，零丁孤苦」過日子。
呂春沂的故事，讓我們看到白色恐怖可以影響到多遠。他雖然只坐五個月牢，卻終身成為白色恐怖無遠弗屆的「蝴蝶效應」的受害者。這還不包括台灣的損失。他是戰後最早引介民主社會主義和福利國新思潮的學者之一，如果這條脈絡沒斷，台灣在文明國家的路上，可以有多少美麗的想像？但白色恐怖把一切美麗的可能都摧毀了。
2002年10月15日，呂春沂因心臟衰竭，病逝紐約寓所，享年七十九歲。生前他說「我厭惡一切暴政，厭惡任何名義或任何形式的暴力」，希望此生劫波度盡，他已長眠在沒有任何暴力的安樂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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