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春秋

【暗黑民國史】蘇聯:孫中山不是凱末爾 他是我們的人

編按:鮮少人知,極力推廣共產主義的蘇聯竟是北伐成功的靈魂人物,蘇聯以「餉、械、謀」三管齊下,大大提升國民政府的素質與戰鬥力。蘇聯與中國國民黨曾有段愛恨糾葛的歷史,那是台灣與中國都鮮少提起的近代史。黃埔軍校其實是靠著蘇聯出錢、出人、出槍來的資源,中華民國國軍最深層的底色是蘇聯的!

 

黃埔軍校舊址。網路圖片

 

越飛建議蘇聯扶持孫文 當「中國的救命恩人」

 

蘇俄的對華政策首先是尋找代理人。蘇聯解體後,蘇共秘密檔案對外公佈,其中不少涉及蘇俄對華政策。這些文件顯示,蘇俄嘗試過支持張作霖、吳佩孚,接連碰釘子之後,才轉向孫文。1923年1月26日,蘇聯派駐中國特使越飛向俄共、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寫信,強烈建議蘇聯扶持孫文。(*1)早在一年之前,越飛就建議俄共要當「中國的救命恩人」,向孫文集團提供兩百萬金盧布貸款,但被俄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否決,當時蘇俄經濟狀況不允許這樣做。這一次,越飛再度提議,要給孫文經濟援助,還要給武器和顧問,「中國正處於其歷史上一個最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

 

早在一九二〇年,共產國際就注意到失意的孫文。儘管孫文在上海閒居,是手中無一兵一卒的過氣政客,但共產國際認為,孫文是「中國青年的靈魂」,「他正不斷向左靠攏,在他身上體現了中國革命運動的智慧和力量」。所以,應當給孫文一盞俄國的指路「明燈」。孫文需要「明燈」,更需要錢和武器。

 

越飛在信中說,儘管他知道「我們的人現在政治上的『心思』在何處……大概不會有人看我的信」(當時俄國密切關注歐洲各國戰後的合縱連橫),他仍呼籲中央領導人考慮幫助孫文消滅陳炯明,然後實行孫文的異想天開的計畫:從四川省出發,避開吳佩孚的轄區,通過甘肅、寧夏等省調動那裡的十萬軍隊(這些軍隊只存在於孫文的想像之中)赴蒙古邊界,與蘇俄建立直接的聯繫,由蘇俄提供先進的武器裝備,由此展開最後一次「北伐」,那就「穩操勝券」,屆時列強的任何干涉都不足為懼。

 

鑒於此前蘇聯支持土耳其的凱末爾遭到失敗,越飛特別安慰中央領導層說:

 

孫中山遠不是凱末爾,他更加親近我們,是我們的人,也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如果我們與他團結起來,他絕對不會背叛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比重無論如何不小於土耳其。(*2)

 

最後,越飛幾乎是發出苦苦哀求:「難道這一切還不值那兩百萬盧布嗎?」

 

(左)越飛、(右)孫中山。網路圖片

 

蘇聯支援助北伐

 

孫文生前等來了蘇俄的支援,他的廣東割據政權就是蘇俄幫助創建的。孫文死後,蘇俄的援助更是源源不斷運到廣東。據學者徐澤榮考證,在北伐前後的三十三個月中,蘇俄資助廣東方面的總量不少於五千萬銀元,即每月一百五十萬以上。它主要用於以下五個方面的開支:政府機構、黃埔軍校、海陸兩軍、省港罷工、北伐戰爭、顧問薪金、西北友軍等。它不可能是完全充裕的,廣州國民政府和西北軍仍需自行補充課稅籌款。蘇聯曾調運煤油、木材來粵以拯匱乏,但應從未向中方提供過大筆民用款項,那樣它也負擔不起。

 

關於蘇聯援助的軍火,僅選槍支一項就極為驚人。從符拉迪沃斯托克、奧德薩運抵廣州、汕頭的槍支應有四船近七十五萬支(後來應有一船三十萬支秘供中共三處蘇區,假手陳濟棠秘藏南雄梅嶺鐘鼓岩),用於裝備廣州國民政府轄下六個軍和黃埔軍校學生。時任廣州政府炮兵總監的鄧演存(鄧演達兄)記載,北伐即將開始之時,蘇聯運來一船軍火,泊於黃埔軍校海面,中方動用「四、五十只大駁船運了四、五天」。

 

俄共奪取政權之後,開始只有兵力十萬,但由於各家兵工廠在手,餘糧徵集制遂行,不出三年,兵力便增至百萬,白軍便可一舉蕩平。所以,蘇聯當局、蘇軍顧問頗有信心在中國複製此種「餉到械足謀周,千日可贏對手」的「外部出錢出槍,內部出人出力」模式,多名蘇軍顧問的回憶錄中都明白無誤地表現出此種樂觀態度。果然,在蘇聯「三管(餉、械、謀)齊下」的支持下,北伐軍和西北軍經過品質建軍,戰鬥力大大提高,於一、二期北伐中一舉擊敗第二代北洋名將吳佩孚和孫傳芳,底定中原。然後再擊敗奉軍,佔領北京。「新洋務軍」麻雀變鳳凰,戰勝人數更多的「舊洋務軍」(直軍、奉軍及省軍),起決定性作用的是蘇聯的軍事援助。國軍最深層的底色是蘇聯的,而非後來增加的德國及美國的。

 

黃埔軍校開學典禮演講,(由左至右)廖仲愷、蔣介石、孫中山、宋慶齡。圖/維基百科

 

(*1)收信者包括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史達林、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加米涅夫、俄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拉狄克、外交人民委員部契切林。

 

(*2)越飛認為,蘇聯扶持凱末爾失敗是因為「我們過去太過急功近利,缺乏遠見」,「不清楚凱末爾領導的運動會發展到多大規模,在關鍵時刻他是否會背叛我們」。亞美尼亞學者瓦拉姆·泰爾-馬特沃森(Vahram Ter-Matevosyan)在其近著《土耳其、凱末爾主義和蘇聯:現代化、意識形態和解釋問題》一書中指出,當初,蘇聯認為土耳其在中東的特殊影響力可以幫助蘇聯反對歐洲強國,土耳其革命是在蘇聯強大的背景下才獲得成功,並獲得包括技術、資金、交通以及管理等蘇聯的各項援助。但凱末爾奪取政權之後,很快與蘇聯決裂,一九二九年宣布共產主義等同於叛國。凱末爾能抵禦共產主義,不僅是因為他個人的鐵腕手段,更因為土耳其傳統中具有強大的突厥民族主義以及作為一神教的伊斯蘭教的宗教及社會結構。而在中國,維持傳統秩序的儒家抵禦現代化失敗並且破碎之後,再無可以對抗共產主義的思想觀念。蔣介石效仿凱末爾背叛蘇俄,成為蘇俄顧問季山嘉眼中的「凱末爾夢魘」,但最終其政權仍被蘇聯扶持的中共所顛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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