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春秋

【國安情報】台灣對於台日安保合作仍有改進的空間

近日在日本方面出現不少關注台海局勢的呼聲,不僅是日本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國總統大選爭議甫落幕之後相繼接受路透、彭博等國際媒體訪問,呼籲美國當選人拜登強力支持台灣對抗中國的威脅,他並指台灣的安全是亞洲的「紅線」。除了日本政界人士之外,如長期關注東亞局勢的美國退役海軍陸戰隊上校、現任日本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紐舍曼(Grant Newsham)、日本著名外交記者手嶋龍一也相繼在英文媒體《亞洲時報在線》 (Asia Times)跟日本媒體《每日新聞》投書撰文表達對於台灣安全的憂慮,而紐舍曼更主張日本應該在軍事上加強和台灣的合作以作為美日台共同對中戰略的補強。

 

事實上,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討論雖然如手嶋龍一所言,是日本官方在公開場合所迴避的話題,不過不少保守派的智庫學者、評論家以及自衛隊退役將校長期以來一直都提倡台日安保合作應該檯面化並呼籲制定日本版《台灣關係法》作為合作的法源依據。而反觀台灣方面對此的態度,也抱持強烈期待,如總統蔡英文於2019年3月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時表示希望與日本舉行台日之間的安保對話,雖然未得到日本政府官方的正面回應,但是如觀察家端木雲所指出「台日之間經由各種智庫與外交對話管道,針對各項安全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方面的交流如「台灣安保協會」、日本戰略研究論壇(Japan Forum For Strategic Studies) 、國策研究院等台日民間、半官方智庫所舉辦的相關對話、交流和座談會,自2014年成立的「台日戰略對話」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也顯示出台日雙方有識者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第一屆台日戰略對話國際研討會活動合影。圖/擷取自 中山大學 日本研究中心

 

在台日安保合作的方向上,已經有許多國內外有識者提出建言跟提出可行的方向。就台灣而言,就台日安保合作的前景跟空間來看,在審慎樂觀的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雙方合作的侷限和障礙:如中國因素的強烈干擾、日本政府對於台日安保的過度謹慎等等,但是在台日檯面下的安保對話和合作上,操之在我的因素仍然有若干值得需要努力之處,本文將從下列數點分別加以論述。

 

我方退役將校在台日安保合作的缺席

 

首先是在台日安保對話的相關交流活動,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現象,那就是台日兩方的軍方退役將校參與的比例是懸殊的,從日本這一方來說,如日本海上自衛隊自衛艦隊(相當於我國海軍艦隊指揮部)前艦隊司令香田洋二、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前總監(相當於我國陸軍軍團司令)用田和仁、統合幕僚學校(相當於我國國防大學戰爭學院)副校長川村純彥等退役將領經常訪問台灣,並且積極就台日安保合作的方向提供建言;反觀和前述日本退役將領同階層的我國軍方退役將領是否在台日安保交流上呈現出同等的關心和熱忱去積極和日本相關人士進行交流或公開提出建言?且不提過往海軍將領如郭宗清、莊銘耀等人和日本自衛隊方面的淵源和交流的前例,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是很少的,而且是不成比例的。

 

日本海上自衛隊自衛艦隊前艦隊司令香田洋二。

 

鑒於台日軍方礙於政治上的阻礙無法公開交流,除去雙方以準武官身分派駐的駐外聯絡官,雖然近年我國軍方已有選派中階軍官固定參訪日本戰略智庫和相關人士交流、或有高階將領在某些機緣下有訪問日本的機會,但是雙方的交流仍有著不少的阻礙和限制。因此雙方透過退役將校的交流是可以作為檯面下的溝通和對話彌補公開管道的不足,雖然退輔會在這方面有做出不少努力,但是我國軍方退役將領在這方面顯然不如日方同行主動和熱忱。除了我方退役將領團體內部對於國際交流、戰略素養的不足之外,前國防部長馮世寬過去接受媒體訪問時自承在軍中所受的「仇日恨共」教育的心態,恐怕也是造成雙方退役將校在安保交流上冷熱分明的癥結。

 

或許會有人認為日本退役將領和我方民間智庫、執政黨方面智囊的頻繁交流是可以補充我方退役將校在台日安保交流上參與度不夠的缺憾,但是在今日我國國防事務仍然由軍系主掌的現實下,前述民間學者、黨政人士能夠影響實際國防事務的運作有其限度;而我國軍方指揮階層的內部關係上,退役將校是有一定的影響力,而缺少前者的參與無疑是對台日安保交流上有著缺憾和不足。

 

台灣社會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迷思

 

其次為台灣社會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內涵了解不夠充分,台灣民眾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支持度其實不低,可是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想像是有其迷思和盲點,很多台灣民眾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想法是很單純的認為就是「如果中國侵略台灣,日本會聯合美國保衛台灣。」

 

但是台日安保合作的範疇並不僅限於保衛台灣免於中國武力侵略,也包括協防日本轄下的先島諸島,也就是宮古群島、八重山群島和尖閣諸島(台灣、中國均聲稱擁有主權的釣魚台群島),以及如何釐清台灣東部防空識別區和日本防空識別區重疊的問題,更深入的來說,還有當台灣遭到中國武力侵略的情況(日本方面所說的「台灣有事」)發生時,台灣社會民意是否能接受日本派遣配備武器的自衛隊進入台灣領土執行撤僑任務(也就是日本方面所說的「邦人救出」)?也是一個疑問,甚至是台灣社會尚未意識到的議題。

 

台日安保合作的範疇並不僅限於保衛台灣免於中國武力侵略。圖/維基百科

 

光是釣魚台的爭議,就可能讓台灣社會易於被扇動的情緒、加上分歧的國族認同、藍綠黨派的對立影響到台日安保合作的進程,而台灣東部防空識別區、日本執行撤僑任務等等爭議都是尚未被充分探討和議論的議題,也顯示出台日安保合作的內容和面向對於台灣社會而言,並未全面、完整的省視和理解。而欠缺社會大眾的理解、辯論乃至於形成共識,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深入和展延是不利的。因此如何開啟台灣社會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重視和如何面對相關爭議形成共識,是推動台日安保合作的有識者所不能輕忽的課題。

 

結語

 

如同筆者上述所言,我方在台日安保合作上仍有若干進步的空間,如退役將校在相關交流的缺席以及台灣社會對於台日安保合作尚未充分認知其重要性和了解其完整面向,都是我方所必須正視的課題。當然,日本方面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討論也仍有推進的空間,日本社會也對於台日安保合作的重要性同樣不夠充分理解,不過,就台灣本身而言,還是能夠在操之在我的部分做適當的改進和調整,如何補足相關條件的缺陷是主政者以及推動台日安保合作的有識者所應該持續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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