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前在《臺灣民主國的流亡詩人：許南英》這篇文章有提到張之洞，在此，不妨再介紹幾個張之洞指點江山的「聰明點子」。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國北洋艦隊隨即大敗，清國海軍基本上不再對日本構成威脅。到了1895年初，張之洞出了這樣一個主意：
「之洞意：擬購穹甲快艦數艘，合漢納根兩艘並趕造極快魚雷炮船十艘，再購極快公司船三艘改為運船，載兵兩千人、載煤數千頓（噸），隨之乘虛攻襲步隊登岸，或毀其臺炮、或殲其守兵、或焚其積儲。敵內地之兵大至及敵輪還救，則移攻他處。」（〈致督辦軍務處〉，《張文襄公選集》頁159）
簡單說，就是趕快造船買船，派兵襲擊日本本土（敵內地），引發日軍的後顧之憂。這當然是紙上談兵。海軍造艦、購艦均非旦夕可就，若要訓練堪用的艦艇兵與陸戰部隊，所需時日更加漫長，豈是嘴巴說說就可以把量能變出來？更何況是要在敵軍掌握制海權的情況下孤軍進攻？
等到締結《馬關條約》的消息傳來，張之洞又出了一些避免割讓臺灣的奇妙點子，其中一個是：
「惟有懇請敕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立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則酌量劃分西藏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致總署〉，《張文襄公選集》頁178）
換言之，就是以新疆或西藏為餌，誘使英俄脅迫日本廢掉和約。這個主意當然行不通。清國既然敗給日本，倫敦跟聖彼得堡對於北京朝廷的實力有幾斤幾兩，自然已經了然於心。假如人家真的認為西藏或新疆值得佔領，也認為國際局勢適合佔領，直接拿去不就得了，北京除了讓發言人出來唸稿抗議之外又能怎樣？英俄為什麼要為了取得這些地方而與日本為敵？明顯不值一哂。
接著，當日軍依《馬關條約》登陸臺灣進行接收，張之洞又出了這個主意給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
「若本地土豪能馭眾力戰者，可即以臺北府城與之，令其駐守；許以封爵，世守其地，若日本之諸侯。」（《張文襄公選集》頁217-218）
上面這句話翻成白話就是：「如果你看有哪個土豪比較能打，就把臺北封給他當藩主，讓他當盾牌抵抗日軍吧」。這個意見有很高的娛樂價值，可惜沒能付諸實行，否則我們就可以看到臺北藩宣布成立了。
總之，張之洞有清流士大夫的典型壞毛病，非常喜歡出一些看似宏大、卻不顧現實可行性的「聰明點子」，要實際辦事的人照著作。如果事成，是張大人明見萬里；如果事敗，那就跟他沒關係。就像他在《馬關條約》簽訂後，授意劉永福留在臺灣抵抗日軍接收：「臺民留麾下守臺，正是豪傑立奇功、報國家之日」；等到劉大總統戰到彈盡援絕，他的說法就變成：「守臺之舉，出自閣下義勇；鄙人並未置詞」（《張文襄公選集》，頁200、228）
張之洞喜歡指點江山的這個特性終身不改。據說，後來李鴻章與八國聯軍進行談判時，張之洞又跳出來大力反對（事實上，辛丑和約能談成那樣已經很不容易了），李鴻章酸了他一句：「香濤作官數十年，猶是書生之見耳。」（張之洞字香濤）。這話傳到張之洞耳中，他惱怒回了一句：「少荃議和二三次，遂以前輩自居乎？」（李鴻章字少荃），與李鴻章的話前後呼應，形成天造地設的對聯（《花隨人聖盦摭憶》，頁202）。
此語出自傳聞，固然未可盡信，但現存的李鴻章往來信件中，確實有一封由李經疇（李鴻章的女兒）在八國聯軍期間寫給父親的書信：
「敵兵踞京開講，口眾我寡，吃虧自不待言…若輩（指張之洞、盛宣懷）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豈能辦到好處？無非巧為撥弄，以見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權（代表）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結主知，收清議而已。」（《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頁667）
雖然張愛玲從來沒有見過她的祖母李經疇，但這段文字卻似乎預示了後來張愛玲冷澈銳利的風格。由此可知，張之洞在八國聯軍期間，很可能又重演了指點江山刷流量的把戲。用李經疇的話來說，就是「以大言收清議」。
當然，這不是說李鴻章作的事情就對。李鴻章在甲午戰爭前後無疑有犯下許多錯誤，但以同時代的清國而言，他真的已經算相對具有現實感、也相對有責任感的實務官僚。他的判斷不一定正確，也會犯錯，但整體而言，還是比那些畫大餅的清流士大夫合理得多。伊藤博文曾在談判《馬關條約》時向李鴻章表示：「如此重任，彼（批評者）亦擔當不起，中國惟中堂一人，能擔此任。」（《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頁46），此語或有挖苦敵手的成分，但也確是實情。
然而，撐持危局者要負成敗責任，因此承擔了最多的罵名；相對的，置身事外者不顧實際亂出主意，務為高論畫鬼最易，反而看起來像是「好人」，充分說明了社會評價的諷刺性。借用梁啟超的話來形容：
「（甲午戰爭）徒歸罪於李鴻章之淮軍不可也。而當時盈廷虛驕之氣，若以爲一殺李鴻章，則萬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帶、指天劃地者，遂可以氣吞東海，舌撼三山…吾之爲此言，非欲爲淮軍與李鴻章作冤詞也。吾於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爲李淮恕也，然特惡夫虛驕囂張之徒，毫無責任，而立於他人之背後，摭其短長以爲快談，而迄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李固可責，而彼輩又豈能責李之人哉？」（《李鴻章傳》，頁99）
這段話雖然沒有指名，但自然是把張之洞也罵進去了。梁啟超對張之洞十分鄙視，說他是「浮華之人」，「要其所畫之策，無一非能言不能行。鴻章嘗語人云：不圖香濤作官數十年，仍是書生之見。此一語可以盡其平生矣。」（《李鴻章傳》，頁185）
雖然梁任公這樣說，但我還是想平衡報導一下。以清流士大夫的標準而言，張之洞真的已經算出類拔萃的人物。他的詩文構思佳妙，不愧是第一流的科舉菁英。在實務方面，他在湖廣總督任內銳意建設，雖有好大喜功之譏，但也不能說毫無建樹。
只能說，清流士大夫當中的佼佼者尚且如此，至於其他「氣吞東海，舌撼三山」的指點江山之輩，就更不用說了。
參考資料：
張之洞，《張文襄公選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秀威2014
《李鴻章張佩綸往來信札》，上海人民2018
《馬關議和中之伊李問答》，廣西師範2008
梁啟超，《李鴻章傳》，立緒2004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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