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想利用這個機會簡述德國和台灣的情報合作關係的過往及對於未來的改進方向提供個人之淺見。
德國和台灣的情報合作關係
在此先簡述德國和台灣的情報合作關係，德國和台灣的情報合作關係可回溯至１９５０年代，西德聯邦情報局(BND)和國府逐步建立連繫（由國安局擔任對口），並且在１９６０年代推動由西德退役將校組成的軍事顧問團為國府的軍事改革提供指導，也就是「明德專案」，一直持續到１９７５年為止。
在情報合作上，西德聯邦情報局和國府積極的在針對中共方面進行電訊監聽，西德聯邦情報局在技術和設備、人員培訓等方面都給予國府方面相當多的支援。
雖然西德方面讓聯邦情報局安排之下給予國府的軍事交流、情報交換諸多便利，但是正如學者陳郴在〈冷戰時期的德臺軍事交流，1961-1975〉所指出的，西德方面也明確要求聯邦情報局明確告知國府，這些合作關係不意味雙方能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避免成為日後西德跟北京建立接觸的障礙。
不過，雖然西德方面在雙方合作關係上劃了紅線，但是鑒於雙方合作關係在戰略的重要性，國府仍然重視跟聯邦情報局的合作關係，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國安局兩個最重要的外派崗位就是美國跟西德，這兩個特派員都是少將層級出任此職，如涉及「江南案」的前軍情局局長汪希苓在１９７４年國安局副局長轉任國安局駐外特派員時，原本預定出任駐西德特派員，卻因為當時駐美特派員梅可望（前中央警官學校校長）高調作風遭到美方及駐美大使沈劍虹施壓，臨時調職返國而讓汪希苓改派駐美國，由此可見當時國府高層及國安局對於和西德方面在情報合作關係的重視。
近年來的台德情報合作
在１９９０年代，曾因為「明德專案」衍生的「培德專案」而選派留學西德陸軍參謀大學的殷宗文將軍擔任國安局局長，因為這層關係，國安局和聯邦情報局的交流更為熱絡，除了跟正式對口聯邦情報局的往來之外，國安局跟聯邦憲法保衛局(BfV)等德國情報單位也建立密切聯繫，當年甚至傳出前聯邦憲法保衛局局長法爾斯(Ludwig-Holger Pfahls)因為在國防部國務秘書任內涉及軍火佣金弊案遭德國政府通緝潛逃海外時，得到台灣情治單位私下幫助的傳聞。
直到今日，聯邦情報局和國安局的關係仍然相當密切，雙方高層在檯面下的往返始終不斷，如資深媒體人郭崇倫在間諜小說家勒卡雷的回憶錄《此生如鴿》的前言即透露，勒卡雷在書中述說他接受聯邦情報局局長招待，造訪聯邦情報局在慕尼黑郊外的秘密別墅，其實國安局高層也曾在聯邦情報局邀請之下到過該處，雙方的交流密度跟熱度可見一般。
不過在台德情報合作上不是沒有出現狀況，如２０１３年曾有媒體報導國安局駐德高階官員被指涉入中國方面的「美人計」突然倉促返國，造成和德國聯邦情報局的合作關係受到嚴重影響。
時至今日，聯邦情報局和國安局的合作關係仍然在檯面下持續進行。
德國自身利益考量影響台德情報合作關係
台德情報合作關係上除了前述因素影響之外，尚有德國自身因素的影響，德國政界主流將對中關係視為平衡對美跟對俄關係的槓桿。認定北京的中共政權會持續統治中國，而國府已無望返回中國的看法，在西德的艾德諾總理時期早已有之，因此在西德外交政策上北京的重要性遠超過台北。從前述１９６０年代西德方面為了保留日後跟北京建立接觸的可能性，要求聯邦情報局告知國府雙方合作關係僅限情報事務，無涉正式外交往來，就可見德方的態度，並且迄今始終未有鬆動。
而德國重中輕台的態度不僅限於政商界、外交界，在軍方、情報界也是如此，除了德國軍方跟中國軍方在檯面上的合作訓練計畫之外，即使如聯邦情報局，在跟台方密切往來的同時也跟中國情報部門密切合作，例如１９８０年代德中美三國在新疆帕米爾高原設立監聽站蒐集蘇聯訊號情報，隨著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後德國參加國際維和部隊(ISAF)派軍進駐阿富汗，這個監聽站重新得到德國聯邦情報局重視而加強跟中方的合作，作為蒐集俄羅斯、中亞國家、神學士組織等不同勢力訊號情報的前哨站。
在這個格局之下，旅日作家黃文雄過去在接受學者陳儀深訪談時，談到台德關係曾悲觀的說道：「台灣即使再派三十個謝志偉到德國都難以改變德國對台灣的態度」並非沒有道理。
雖然在台德雙方有心人士的努力之下，台德關係較以往更為熱絡，友台德國人士也積極的要求德國政府正視台德關係的正常化問題及中國的威脅，不過正如美國的情況一樣，要鬆動德國政界、外交國安體系官僚既有的對中認知並非一朝一夕之事，這點可能仍待台德雙方有心人士結合更多同道、善用時機等方式持續的努力。
關於台德情報合作的改進方向
關於台德情報合作的部分，雖然雙方業務主管機關（台灣國安局和德國聯邦情報局）都已經有著完整而成熟的運作機制。不過在對德情報合作方面，台灣仍然是有可以改進之處，筆者不揣冒昧提出個人淺見作為拋磚引玉。
例如在台灣國安局招募人才上，未能針對台灣的德語、歐盟研究相關科系的年輕世代作更積極的人才招募動作，使得許多在語言、專業知識上已經有一定基礎跟準備的人才未能投入情報工作（同樣情況也出現在國安局對於其他地域專業人才的招募上），無法將更多創意跟新思維帶入台德情報合作領域，殊為可惜。
再者，台灣情報界在諜員情報、資訊戰等諸多領域未能大幅跟上時代潮流，使得情報合作上影響到台灣在德國方面在內的國際情報合作對口的重要性，在情報界強調「Give and Take」的原則之下，台灣情報界是否能在相關領域積極改進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台灣學術圈對於德國安全政策、情報體系以及台德相關合作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除了少數學者在這方面持續耕耘之外，仍欠缺更多新血投入，使得可以作為台德相關合作智庫的民間研究圈難以蓬勃發展；而台灣社會對於這方面的陌生跟隔閡使得台德情報合作的重要性未能讓社會所普遍認知。
結語
目前在台德關係上，除了持續推進雙方民間的交流，特別是針對德方的政界、智庫、媒體、已卸任但仍有影響力的外交、情報體系官僚、退役軍方將校等人士積極接觸，如之前諸多有識者建議的那樣參與德國未來對中政策的形塑。
而在台德安全（包含情報交流）合作的方面上，值得雙方情報單位持續努力，但是台灣在操之在我的部分仍然有不少值得努力之處，更重要的是主事者必須推動台灣情報界的情報事務、人才招募的革新，以及鼓勵學術圈和台灣社會對這方面的持續關注，是未來台德情報合作領域上是否能再創新局的關鍵。
（本文僅代表作者意見，若有任何指教，歡迎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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