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在中國，我們葬在中國； 我們所有的不幸，只有這麼兩個！
躺在裡面的，再也不必假裝死了；
留在外面的，還要繼續假裝活着。
–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新時代的「國敗論」
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國家貧窮？為什麼有的國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嚴，有的國家的公民如同現代奴隸般不得自由？為什麼有些國家輕而易舉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國家卻不斷遭遇挫折甚至被滯留在失敗的陰影中？一個人的貧富成敗，可能源於若干個體性的、難以複製的因素；而帶來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繁榮富裕、成功幸福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富裕、成功的社會或國家能一直持續下去嗎？為什麼有的社會或國家的富強宛如曇花一現，有的社會或國家的富強卻能維持數百年之久？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與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在《國家為何失敗》一書，試圖對這一系列問題做出回答。這兩位在各自領域享有崇高地位的學者，宛如黃金搭檔，以全球史為素材，運用嚴謹的經濟學分析與政治學洞見，全面檢視歐美亞非等地的歷史發展，對「國家何以失敗」這個困擾國家治理者和普通大眾的問題提出簡潔有力的理論解釋。該書堪稱新時代的「國敗論」，與亞當·斯密的經典之作《國富論》併列。
本書以一個名為諾加雷斯布的小鎮的故事開頭：小鎮被一堵墻分成兩半，兩邊的居民，一邊宛如生活在天堂，一邊宛如生活在地獄。墻這邊的居民，享受免費的公立中小學教育，擁有聯邦政府的健康保險，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電力、電話、網路及汙水處理系統等現代生活的種種便利，他們將這一切視之為理所當然，他們可以投票選舉從總統到鎮長的各級公職人員；墻那邊的居民，收入只有另一邊的三分之一，許多青少年沒有完成基礎教育，治安混亂，毒品泛濫，雖有形式上的選舉，但人們視賄選為家常便飯，官員們個個是刮地三尺的貪官，沒有人願意來投資，也沒有更多工作機會提供給年輕人。一個小鎮的兩邊，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地理環境和居民族裔等外部條件來看，兩邊相差無幾，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這堵墻不是一道普通的圍墻，而是兩個國家之間的國境線。墻的這邊是美國，墻的那邊是墨西哥，兩邊的居民生活在一個由不同制度塑造的不同世界。這就是原因之所在。但人們還要繼續追問：為什麼美國的制度比墨西哥的制度優越，優越之處究竟在哪裡？
兩位作者梳理了近代以來北美與南美不同的發展路徑，發現內在之差異：一個社會若能將經濟機會與經濟利益開放給更多人分享、致力於保護個人權益，並且在政治上廣泛分配權力、建立制衡並鼓勵多元思想，即作者所說的「廣納型制度」，這樣的國家就會邁向繁榮富裕。反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若只由少數特權菁英把持，即作者所說的「榨取型制度」，則國家必然走向衰敗——特權階級為了保有自身利益，會利用政治權力阻礙競爭，不但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也不利於創新，阻礙整體社會進步。
在北美，政治革命成功地為廣納型制度及漸進的制度改革鋪路，同是也顯著強化了廣納型政治制度。在南美各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離開後，本土菁英階層壟斷政治權力，進而壟斷經濟利益，並建立起一套榨取型的政治經濟模式，於是出現了普遍的貧困和社會的衰敗。北美與南美的差異，人人都感同身受：美國和加拿大居民，很少有人願意移居南美國家；而南美各國居民，每天都有成千上萬人用偷渡的方式，穿越國境線，到美國成為「非法移民」。
戳穿鄧小平創造的「中國奇跡」的肥皂泡
在對這個小鎮作了「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之後，兩位作者接著考察了全球幾十個國家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演變，對傳統的現代化理論提出修正：傳統的現代化理論認為，經濟自由必然帶來政治自由，中產階級的出現會促進民主體制的發展。
這個理論完全不適用於中國：中國的經濟包括國際貿易迅速發展，一個腰包鼓鼓的中產階級出現了，但政治民主仍遙遙無期。該理論的問題在哪裡？兩位作者否定了此一“經濟至上論”或「經濟決定論」：「雖然經濟制度對決定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極其重要，但決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是政治和政治制度。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公民有沒有能力控制政治人物並影響他們如何行為。這又反過來決定政治人物是否為人民的代理人，或者能濫用委託他們行使的權力，或他們會不會篡奪權位以聚斂財富、追求個人的目標而危害人民的利益。」
一九九二年，名不見經傳的阿肯色州州長柯林頓與試圖連任的老布什展開總統競選，收貨了冷戰勝利果實並打贏了海灣戰爭的老布什意外落敗。克林頓獲勝的因素之一，是他用一句話抓住美國選民的心思意念：「笨蛋，問題是經濟，是經濟！」本書的兩位作者反其道而行之，當頭棒喝般地說：「笨蛋，是政治，是政治！」
也許有人會向兩位作者提出挑戰：毛澤東時代之後的中國，鄧小平並未開放政治參與，並未建立廣納型的政治制度，不也創造了長達三十年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奇跡」嗎？本書中提及的那些負面案例，如剛果、獅子山共和國、索馬里、津巴布韋、埃塞俄比亞、海地、柬埔寨、緬甸、北韓等，都是世人公認的「失敗國家」（大概惟有北韓人民對「只有我們最幸福」深信不疑）；但是，如果將中國列入「失敗國家」行列，不僅中國先富起來的既得利益階層強烈反對，許多到過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中央商務區」的國際遊客，恐怕也不會認可——哪有如此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失敗國家」？
兩位學者並不否認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事實，但不認為這一切應歸功於共產黨。他們堅信，繁榮富裕不是設計出來的，中國給鄧小平冠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美名，名不副實。而且，如果政治體制沒有跟上，經濟的高速發展不可能長期持續：「中國的成長過程是立基於『追趕效應』、輸入外國技術，以及輸出低端產品，這種成長可能會維持一陣子，但也可能無以為繼，特別是中國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生活水平時。」
另外，中國經濟的成長得益於對資本主義理論的吸取，而非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堅持。在中共黨章中馬列主義仍享有崇高地位，但中國早已不是實行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國家：「過去數十年成功的成長經驗全是因為擺脫了榨取式的經濟制度，走向更為廣納性的經濟制度，但因為高度威權性榨取式制度的存在，此一趨勢變得更困難而非更容易。」換言之，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了難以突破的瓶頸——唯有啓動政治改革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廣納性制度讓步，這種成長終將後繼乏力。只要政治制度維持榨取式，成長就有其本身的限制，所有這類個案無一例外。」
文革結束，鄧小平所做的事情，無非是羞羞答答地承認「部分普世價值」。用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陳志武的話來說，根本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經濟的快速增長證明瞭：市場經濟是實現人類解放、增加個人自由、增加個人財富水準的根本出路；如果這個過程出現停滯或者逆運行，整個社會的自由、福利和福祉都會出現倒退，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在經濟層面，鄧小平沒有辜負毛澤東給他冠以的「走資派」的帽子；在政治領域，他也確實是毛澤東眼中絕無妥協的「鋼鐵工廠」。
放眼近代以來的世界經濟史，「中國奇跡」絕非獨一無二的個案。在極權政治下，經濟在一段時期內獲得高速發展，增速甚至超過民主國家，歷史上有納粹德國和蘇聯的先例。當年，不少學者和作家走訪德國和蘇聯之後，讚不絕口，說在那裡發現了人類的未來，結果如何呢？本書兩位作者將中國與納粹德國和蘇聯放在一起考察，進而指出：「中國的經濟制度確實比蘇聯來得廣納，問題是中國的政治制度仍然是榨取式的。在中國，共產黨是萬能的，控制着整個國家的官僚體系、軍隊、媒體及絕大部分經濟。中國人民沒有什麽政治自由，也很難參與政治過程。」他們對中國的政治轉型並不樂觀——既得利益集團會拼死反對任何「可能」（其實是「必然」）觸動其「奶酪」的變革，「要想中國自動或毫無痛苦地轉變成廣納性的政治制度，實在有點緣木求魚。」
中國走不出「第三條道路」：駁朱雲漢的「中國夢」
本書台灣版序言作者、台大經濟系教授林明仁特別重視兩位作者對中國未來的負面評估。他出席過艾塞默魯所作的一場名為《中國經濟何處去》的演講，艾塞默魯以一九六零年代很多美國經濟學家預測蘇聯經濟會在一九八零年超越美國的例子開場，破除人們對中國經濟的迷思，對中國式「競爭」領導機制、隔代指派與共產黨「正確經濟政策」造成中國經濟成長的一系列說法，一一加以反駁。
吊詭的是，與林明仁同為台大教授的朱雲漢，卻是台灣島內關於「中國模式」的最積極鼓吹者——台灣滋養出朱雲漢、王曉波、林毅夫之流的「熊貓擁抱者」，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研究提供了新個案。
朱雲漢在台大發表過一場題為《中國大陸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的演講。他承認「中共的一黨專政看起來和世界潮流格格不入」，但又為之辯護說，「它的重點在於一黨專政如何維持政治穩定和治理能力」。他認為，共產黨解決了繼承危機問題和個人獨裁的問題。「中共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這兩個問題：一個是任期制，一個是接班制。這一體制解決了個人獨裁問題，貫徹集體領導。」但是，習近平掌權以來的若干集權舉措（取消任期制、接班制和集體領導），已讓此一判斷成為笑柄。
朱雲漢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美國式資本主義和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體制以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它會逼著第三世界所有國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麼樣去平衡正當程序、維持國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發展結果，應該用甚麼樣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來追求它們之間的平衡。」他認為台灣的應對策略應當是：「要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傳承和發展經驗，面對中國大陸，要學習以小事大。」所謂「以小事大」，不就是「俯首稱臣」嗎？中國賞賜一點殘羹冷炙，台灣就能「吃到飽」嗎？
而林明仁從《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得到的啓發，與朱雲漢背道而馳：對於正朝廣納型制度的良性循環邁進的台灣，要如何避免被吸入中國榨取型制度的惡性循環中？這才是台灣各界必須面對的挑戰。習近平認為「大國崛起」的夢想觸手可及，甚至相信中國締造出顛覆「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強調市場及貿易自由化，主張許多低度開發地區唯有制度改革才能達成經濟成長；「北京共識」則彰顯權貴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對掌握榨取式制度的統治者而言更有吸引力，他們可以為所欲為，維持、強化權力，並合理化橫征暴斂。但是，有任何一個國家學習和應用中國模式並取得成功嗎？
況且，中國已然走入死胡同，經濟停滯、股市狂瀉、房地產市場蕭條，當局束手無策。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無法持續，統治的合法性大量流失，當局遂加緊控制資訊傳播。本書兩位作者指出，中國目前的榨取式制度極端依賴當局對媒體的控制，其精緻複雜的程度令人咋舌。中國一名評論家評論說：「要維持黨在改革中的領導地位，有三個原則必須把握：黨要控制軍隊；黨要控制黨員；黨要控制新聞。」黨對媒體的控制達到空前的地步，媒體陷入「自我審查」，「媒體都知道，趙紫陽或劉曉波都碰不得」。沒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自然不會有技術及管理上的創新，也不可能在最重要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競爭中獲勝。對於中國十三億民眾而言，面臨更為嚴峻的處境：沒有自由和人權保障，麵包又能存留到幾時呢？
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走向枉死
顯而易見，中共的獨裁體制毫無朱雲漢所說的正當、有效、平衡可言，否則，中共為什麼每年耗費七千億人民幣的維穩費用呢？強力維穩只能說明中國的政局不穩，以及大部分民眾認為中國的制度不正當、非公義、無效率以及失去平衡。中國的經濟發展讓占總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民眾進入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行列，但即便是這部分「先富起來」的中國人，也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經濟增長付出巨大代價——環境毀滅性的破壞，傳統人際關係網絡的崩解，以及道德倫理底線的突破，讓中國人深陷於忿怒、失敗和沮喪感之中。
台灣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封面，是一棟破舊的樓宇轟然倒塌的圖片，這幅圖片讓我聯想到二零一五年八月天津港化工原料大爆炸、不計其數的居民喪生的慘劇。而二零二一年七月鄭州的大水，更是極權體制製造的人禍——那些在地鐵和隧道中的市民，本來可以不死，卻死於官僚的不作為。
鄭州曾投入巨資建設「海綿城市」，旨將這座城市打造成具有吸水、蓄水等功能的海綿體，提高城市防洪排澇的能力。這是二零零八年胡溫政權砸下幾十萬億基建的成果的一部分，但一場暴雨似乎打破了這個神話。鄭州大水瀰漫當晚，泡水的民眾看到電視台在播「鄭州無恙」、「系統抗洪成功，這次很不一樣」的報導，這是睜開眼睛說瞎話。央視新聞聯播有大水瀰漫場景，民眾誤認報導河南洪災，細看才知是德國水災——外國永遠是一團糟，中國永遠是形勢大好。自家大水淹過民眾胸膛了，黨媒卻視而不見；網管大舉出動，比救災還要積極，連被困鄭州地鐵的民眾發緊急求救短信都一律刪除，市民拍攝洪災的圖片視頻瞬間被秒刪
港媒報導，鄭州暴雨短時間內完全淹沒五公里長的京廣路隧道，數百輛車瞬間滅頂，隧道內死傷數字難以估計。露出水面的幾十輛車堆疊在隧道口，部份已經變形，車上和路面都有屍體。隧道口堆滿漂浮的車輛，不少人站在車頂上或扶著車邊，等待救援，還有人由隧道的通風口爬出逃生。從圍觀群眾拍攝到的影片中可見，車上和路邊都有屍體，還有人嚇得直說：「車裡有屍體，都是一家、一家的」。而財新網記者引述官方消息指稱，目前該地區隧道積水已造成兩人死亡。誰會相信中國官方媒體公佈的數字呢？中國官方媒體大大壓縮死亡人數，死者甚至不能成為一個統計數據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習近平趾高氣揚地造訪被殖民的西藏，享受帝王出巡般的黃羅傘蓋。在官方公佈的一段視頻中，習近平說：“各地區西藏人民將邁向幸福生活，我和你們一樣充滿信心。最後在這不耽誤你們跳舞，祝大家生活幸福，身體健康，札西德勒。”習近平對鄭州及河南災區數百萬災民的哀嚎充耳不聞，偏偏在拉薩全是警察假扮市民的街頭閒庭信步，在向公眾關閉的布達拉宮享受奴隸們的頂禮膜拜。
四川作家冉雲飛一言以蔽之，「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走向枉死」，這句話說得透骨悲涼，卻又無比真切。這樣的國家，難道還不算是「失敗國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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