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正義》（”Doing Justice”，亦有「公平對待」之意）這本書是Preet Bharara的作品。Preet Bharara於2009年至2017年間擔任美國紐約南區檢察署聯邦檢察官，曾經親歷許多重大爭議案件，現任教於紐約大學法學院。
這不是一本學術著作，因為其內容並不是法律學說的論述鋪陳；但也不是一般常見的法普讀物，因為它並不是要對社會大眾作普及性的法制介紹。毋寧說，本書是以隨筆的型態，寫下作者對檢察官這份職業、乃至於刑事司法制度的觀察與思考。（當然，既是隨筆，不免也會旁及他對美國現況的一些想法，像是嚴厲批評近日業力引爆的前紐約州長古莫先生，頁349至350。）
說到刑事司法，有一種相當普遍的觀點，就是把不理想的案件狀況，歸咎於承辦人員的無能或惡意。比如說：冤案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承辦人員辦事不力，甚或故意陷害，諸如此類。
這樣的案件在世界上自然不能說沒有，本書不是要否認這種情況確實存在，但同時也指出另外一個情形，那就是在刑事案件中，聰明、認真、正派的承辦人員有時候同樣會犯下錯誤。用作者的原話來說：
「最嚴重的錯誤經常都是出於好意而造成的。那些導致他人一生從此變調的錯，很多都是由聰明又專業的人懷抱著善意犯下的。對人來說，這是執法單位的職責中最令人恐懼的一點。」（頁77）
一定程度上，這是人類認知能力的侷限使然。每當案件發生時，沒有人有辦法從上帝視角完整觀察事態歷程，只能從一些零碎的證據（如果它們幸運殘存的話），試著拼湊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是在拼一幅拼圖，但卻沒有完成圖可供參考、也沒有人告訴你全部究竟有多少片，一切全靠自己摸索。而且，裡面還可能混進一些印錯的拼圖（就連指紋鑑定都可能會出錯，頁70至72）。
倘若個案狀況相對單純，拼出來的圖案或許還不至於偏離太多；但若個案複雜度提高，就會出現好幾個可能的故事版本。於是乎，拼錯的可能性就會相應提升。甚至，有時候多一塊拼圖、少一塊拼圖，拼起來的樣貌就會大不相同。在我的律師生涯中，就曾好幾次目睹案件因為關鍵證據突然出現，而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更重要的是，拼圖可以慢慢拼，案件卻不行。承辦檢察官有時必須在證據狀況不盡明朗的情況下作決定。以本書提及的案件為例：證據還沒蒐集完，調查對象就要出國了，那麼，究竟是要基於不完整的現有證據直接進行限制出境，抑或冒著讓罪犯潛逃海外的風險（頁43至45）？又或者，已經掌握被告在暗網談論食人虐殺計畫的對話記錄與其他間接證據，但卻沒有被告訴諸行動的直接證據，這種情況下要不要起訴（頁215至219）？
此處的兩難在於：如果起訴，證據或許不夠充分，可能會錯怪了人，檢方的信用也會因而折損；但如果等到「證據充分」的時候，可能就是已經有人被吃了。你會行動，還是不行動？（附帶一提，檢方在這個案件決定出手起訴，但最後法院審判結果是無罪，頁222）。
這就是檢察官的工作：在有限的時間下，拼著片數不詳、全貌不明的拼圖。這份工作註定非常艱難，跟照著媒體寫好的故事版本下判斷完全是兩回事。雖然我是律師，與檢察官立場不同，但我理解他們工作所涉及的困難度。平心而論，倘若易地而處，我也不敢說自己不會犯錯。
在本書當中，作者羅列了許多美國檢方經手的案例，有些成功，有些沒那麼順利。不過，作者寫作這本書不是要為錯誤找理由，而是藉由爬梳這些爭議案例，提醒後人盡量避免同樣的錯誤。完美的正義並不可能，因為人類並不完美，但無論如何，還是必須有人出來作決定。如果因為害怕錯誤就不作決定，這本身就是最不負責任的決定。能夠作的，就是反覆檢視每一個環節，盡量降低錯誤的可能性，借用作者的話來說：
「絕對不能停止反覆檢視對案子所有面向所做出的結論…儘管某個看起來比你聰明或更有經驗的人做出了結論，並不代表就絕對不會有錯。不僅是在調查階段中如此，甚至在起訴之後也是如此。儘管已經正式起訴嫌犯，一個保有開放心態的人還是必須繼續思考，隨著案情的發展，是否有任何新事證出現，或是否仍缺少任何能定罪的證據。」（頁78）
以上這一點，不僅只對檢察官為然，對於其他人也一樣重要。畢竟，隨著《國民法官法》的籌備施行，不從事法律工作的一般人日後也將有機會躬身入局，參與刑事司法的進行。誠然，國民法官與檢察官立場不同、角色相異，但同樣會作出影響其他人命運的艱難決定。在這一方面，別人作決定時曾經發生的錯誤，在我們自己作決定的時候，也一樣有可能會發生。
註：以上頁碼均指《尋找正義》一書，Preet Bharara著，張國儀譯，遠流2021。
本文轉載自一個律師的筆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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