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春秋

【局外人】從「抓耙子」爭議看情報機構轉型正義問題

促轉會公布的政治偵防案件動態彙報表上有調查員名字讓基層調查員反彈。圖片來源:促轉會

近日民進黨立委黃國書被爆料曾擔任情治單位線民而遭民進黨新潮流系開除,黃國書也隨即宣布退出民進黨,並將不再尋求連任立委。

 

此一事件引發各界震撼,也引發藍綠彼此之間關於歷史責任的辯論。目前有識者的看法多認為當事人在當年的所作所為,無疑的要面對歷史跟道德的責任,而更應該追究的是當年的告密者(俗稱的「抓耙子」)背後的黨國體制以及代表其道統繼承的今日國民黨,後者更是應該面對歷史跟道德的責任。

 

不過在各方議論此一爭議之際,有部分人士主張與其聚焦在告密者,其實更應該聚焦在藏在幕後搖控、吸收這些告密者的情治機關,也就是國安局、調查局及遭到裁撤的警備總部等單位。

 

這點出了問題的癥結,那就是從政界到社會尚未準備面對的情報機構的轉型正義問題。

 

情報機構面對轉型正義的不情願態度

 

眾所周知,情報機構面對轉型正義始終是不情願並抗拒的,從過去調查局以《情報人員工作法》和《國家機密保護法》保護相關人士身分為由反對促轉會公布相關檔案,讓促轉會不得不以去識別化方式處理即為一例,當時就有意見認為調查局此舉是以保護線民的名義設下防火牆,避免一路查到當年承辦相關案件的調查局人員。而不具名的調查員在當時對媒體辯稱當年都是「為國盡忠、盡心辦事」更表示此舉將讓「調查員不再對反情報工作有熱忱」暗示執政當局該「適可而止」,顯示出調查局內部或明或暗的抗拒。

 

調查局的態度不是特例,在國安局也展現同樣的態度,如前國安局長邱國正被問到有無毀壞林宅血案兩個關鍵電話資料回說胡說八道」,雖然副局長胡木源事後緩頰說是「轉述」國安局承辦官員的「前輩說法」,他表示:

「這是國安局訪問當時承辦處長,『我們前輩說,調查報告有轉述我們有介入,是我們前輩講的。不是我們局長的意思』。『我們前輩說,所謂有介入是胡說八道』。」

 

曾擔任國安局長的邱國正現為國防部長。圖/取自軍事新聞通訊社

 

但是促轉會的調查報告證明國安局未介入的說法不實,而國安局高層及當年這些「前輩」則不再解釋說明為何說「有介入」是「胡說八道」,而是繼續保持沉默。

 

以上種種,正是表明今日情報機構面對轉型正義的真實態度。

 

筆者曾在〈如何看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及〈續談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就情報機構面對轉型正義的態度表達筆者的看法,遺憾的是迄今這些情報機構的態度並無根本上的改變

 

為何情報機構的轉型正義始終停留在檔案解密?

 

今日對於情報機構的轉型正義始終停留在檔案解密,即使是情報機構提供的解密檔案都是經過周折之後才得以交由促轉會,更談不上進一步的作為如追究當年承辦人員責任等「除垢化」措施。

 

對此,主政者及執政當局對於處理情報機構黨國遺緒的投鼠忌器是問題的癥結。為了安撫情報機構而瞻前顧後,甚至存有「為己所用」的想法,反而讓情報機構趁機得以討價還價,跟軍隊守舊派以政治表忠換得繼續把持軍務的情況是如出一轍。

 

情報機構從未主動對台灣社會表示歉意或反省

 

事實上,正是解嚴之後歷任主政者在面對情報機構轉型正義的投鼠忌器態度,讓情報機構有恃無恐,無怪乎國安局、調查局等情報機構從未就當年的所作所為公開表示歉意或反省。

 

除了政治上不曾面對強大的壓力要求反省之外,情報機構的心態也讓其難以自省,特別是面子問題讓情報機構如調查局更不肯坦誠面對過往。

 

或許正如有情報機構背景的網友在PTT論壇所言

「現在大家講都白色恐怖,鍋都推給警總去揹了

但別忘了白色恐怖是警總+調查局一起幹出來的

這些檔案解密之後,調查局的名聲馬上就變成和警總一樣人人唾棄了

他們之中有誰敢毀了聲譽,讓自己從此被人看不起指指點點?」

 

擔心轉型正義動搖機構的形象、遭到追究法律或道德責任的恐懼、對於內部朋黨文化的忠誠等種種因素讓這些情報機構選擇抗拒、暗中施力而非坦率承擔責任並尋求社會的諒解。

 

反觀南韓國家情報院

 

同樣經歷威權統治的南韓,南韓主要情報機構國家情報院於2000年曾經對於其前身韓國中情局、安全企劃部在軍人政權的違反人權行為公開致歉,並針對相關案件跟調查委員會積極合作、坦誠以對,除了金大中政權以司法壓力督促其坦白的外在施壓之外,國情院本身期望以此換得南韓社會的原諒重新開始也是重要關鍵因素

 

儘管南韓國家情報院是迫於形勢不得不如此,而它跟保守派之間的藕斷絲連,讓它在往後的保守派政權、左派政權之間仍然面臨被政治利用、被整頓的循環與宿命,但是它在金大中政權時表現的坦誠,讓它得到一次重新開始的機會,也讓南韓社會重新審視情報機構跟民主社會之間的關係。

 

跟南韓相比,可以看出台灣在情報領域的轉型正義是多麼的遲滯、落後。

 

必須增進並普及台灣社會對情報事務的認知

 

關於情報機構的轉型正義,筆者曾在〈如何看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及〈續談情報機關面對轉型正義的爭議〉提出筆者的個人意見,不過從今日的情況觀之,主政者是無意在情報機構內推行轉型正義的深化,從這次的爭議中的發言始終避免談到情報機構應負的責任就一目瞭然。

 

既然政治高層難以期待,那麼只能期望台灣社會自力增進並普及對情報事務的認知,作為自下而上的推力,深化未來情報機構改革及轉型正義的基礎,特別是台派獨派更應該如此,捨此而不為,只會讓情報機構的黨國遺緒勢力繼續壟斷對情報事務的認知作為跟台灣社會討價還價的籌碼,那麼時間經過多久都改變不了今日台灣政治必須依賴這些被黨國遺緒勢力盤據的情報機構的現實,更只會讓情報機構的黨國遺緒勢力刻意將內部監控民眾的政治偵防跟反情報工作混為一談的誤導社會,甚至如今日把持軍務的軍方守舊派一樣披上「保台」的外衣包裹其守舊、抗拒變革的身軀,而繼續自行其是。

 

結語

 

隨著情報機構檔案的陸續解密,今日的「抓耙子」爭議不會到此為止,但是在社會集體反省過往在戒嚴時期的時候,吾人不能無視轉型正義中的「房間裡的大象」――情報機構的轉型正義問題,只有正視並解決問題,才能讓情報機構得到台灣社會真正的諒解並得到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對台灣的民主、社會跟情報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註:封面圖片為促轉會公布的政治偵防案件動態彙報表上有調查員名字讓基層調查員反彈。翻攝自促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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