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都春秋

【專輯:悼念洪哲勝】拼命式的改革者──職業革命家洪哲勝

洪哲勝夫婦攝於紐約_2015-11-17。  Miss Wendy Cheng/攝 圖/洪哲勝提供

編按:民運戰士洪哲勝2020年12月19日於紐約病逝,華人民主書院假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主辦之《亡秦者,楚也》民運戰士洪哲勝先生追思會,下文為六都春秋總編輯呂昱悼念講詞逐字稿。


這樣說吧,我跟楚也的認識是一種巧合。

 

那一年,因為在臺灣創辦《南方雜誌》,然後在推動學生運動。《南方雜誌》基本上就是一個運動型的雜誌,從一開始創辦,就是希望能夠推動臺灣的學生民主運動,雖然後來開花結果又被砍斷一半。不過那已經是往事,今天在此再拉回來,主要是要述說我跟楚也見面認識的這個巧合性,這是個由往事湊成的一段緣分。

 

《南方雜誌》創辦之後,在海外得到相當的關注,因為這關注之下,臺美教授協會就發了邀請函,讓我到這個美國去,跟大家介紹一下臺灣的學生運動。

 

從舊金山(San Francisco)到洛杉磯(Los Angeles)的一路飛到紐約(New York),從紐約機場裡面出來,來接我的人就是楚也,那是我倆初次見面,到現在還記得他那一身牛仔打扮。他開了一輛中古車。比我在臺灣開的還破爛,我認為我已經很苦啦,結果他比我還苦。

 

在機場接到我之後,他就負責安排了我在紐約的幾次活動,到晚上,我就住在剛剛大家都提到過的臺灣研究所,它其實就是一棟簡單的老房子,特別的是那房子裡面有很多藏書,那些書對我來講是如獲至寶。重點是我不單只是住在那裏,到晚上的時候還有一個跟書一樣是寶的人陪我一整天。

 

楚也白天開車帶我去參加各種安排好的活動,晚上則陪我睡在二樓。無論白天的活動多累,一到晚上,我們兩個在思想對碰下,根本不可能有睡意,常常一聊就聊到天快亮了,才會安分地小睡一個小時或兩個小時。大約8點多,天已大亮了,雙雙醒來,互問:你今天睡幾個小時,我一個小時,你呢?我兩個小時,你還好嗎?我還好,接著,兩個人又開車出發去參加活動度過一天。

 

我就這樣在紐約大概待了三天,那三天裡面可以想像,連三個晚上所討論一直討論,兩個人都很耗電喔,他的思想很清晰。但是最後分手前,我很不客氣地給他一個結論:

「你離臺灣太遠,你根本不懂臺灣,所以你是從美國在看臺灣。但是我們(在臺的民主運動的組織者)在臺灣本島則是提著頭顱在拼命的,這是兩樣情境,運動策略上也必然會產生兩樣思維。」

  

當年我是政治犯出獄,是在1984年出獄。所以我很清楚在臺灣當時的仍在戒嚴的肅殺氣氛之下,隨時都可能回籠,我原先判無期徒刑,蔣介石去世才減刑至十五年,所以隨時都可能再被抓回去坐牢,繼續那無奈的無期徒刑。這就是我強調的,是提著頭顱在為民主運動而努力。

 

這是第一個我給他的意見,他完全同意。

 

之後,我再給他們建議說,你們在美國的其實最大的功勞不是去反對中國國民黨,而是設法不斷刺激臺灣的民主運動,臺灣的民主運動是需要讓他們知道海外是如何地支持,且海外對民主運動,有多麼大的期望,這是第二個結論。

 

第三個意見,我說臺灣要終結國民黨,剛剛特別提到要終結國民黨,不是用獨立終結,而是民主,原因很簡單啊。就我所知道,國民黨隨時都可以宣布臺灣獨立,或者說一直準備好要宣布獨立,當他一旦宣佈臺灣獨立,還繼續用威權統治的話,你還要不要反對

 

最簡單的概念,前面已有朋友提到過。民主位階應該是在國家獨立之上,那是普世價值,而普世價值是超越國家的。就是在這樣一個理念下,所以民主才是首要重點,不是建國,建國僅是一種手段,民主才是我們最終目標,這是我跟楚也當時提的戰略概念。

 

臨別時候,他給了我一個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剛剛提到的,交給我幾本他們臺灣革命黨已準備好的翻譯書稿。我清楚記得其中一本就是《反叛手冊》(Rules for Radicals),那一本書我非常非常喜歡,此外他還丟了幾本有關如何推動社會運動的書,是一些指導類的書,當然都是英文版的,然後等著把它翻譯成中文。我不知道那個裡頭有沒有在場朋友親自幫忙翻譯的,因為他都不讓我知道翻譯者是誰。我就把它帶回來,然後我那時候《南方雜誌》已註冊一個南方出版社,所以就借用南方出版社一本一本把它印出來,這樣藉由島內反對運動推進,將他在海外所學的知識透過我們的連結回到臺灣,書一本一本地出,影響也一步一步擴大。

 

我總共在南方出版社出了以下所基進路線的書,如《激進的號角》(Reveille for Radicals)、《馬克思主義與當代》(Marxism and Our Time)等,也就是這個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陸續引介進來,就為了要引進這一整套書,跟國民黨文化工作會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臥底特務們老是在勾心鬥角。

 

現在政治檔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有流出來當初的文件,那裏頭都是天天在寫我的日記,我跟楚也這段裏頭也有寫進去。因為其實寫報告的人並不懂楚也這個人,因此他們把楚也描述成「是個海外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型人物」,因為他臺灣革命黨等於暴力,而我正在臺灣推動學生運動,由此而推論說我們是要把學生引導走上暴力路線。那樣的日記式小報告,讓你越看越想笑,覺得根本在寫虛構小說啊。但是至少他在革命的政治檔案裡頭是留下這樣一個「臭名」的。

 

回來臺灣幾個月之後,因為後來《南方雜誌》把各大學的學生異議份子組成大學法改革促進會,我們就認為階段性任務已經結束,正好這時候,黃信介跟張俊宏也出獄了,張俊宏立刻設法跟我連絡上並約同一起吃飯。

 

由於,我跟《美麗島》事件的幾位受刑者同時在景美警總軍法處看守所(現在的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國家人權博物館)一起關押,有過兩三年的親密相處,特別是張俊宏和姚嘉文,彼此討論思想和時事的機會特別頻繁,也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革命感情。

 

當時民主進步黨已經成立一年多,張俊宏就跟我多次商量說,想成立一個反對運動的第一個智庫,我就趁勢把南方雜誌社結束之後的這原班人馬,轉型成臺灣政治經濟研究室,並以之作為黃張兩人(泛稱美麗島系)的智庫經營。

 

隔一年,楚也打越洋電話通知我,讓我在臺灣帶一群人到美國去受訓。我開玩笑說:「你是美國人,你們這些美國人都是從美國看臺灣,所以應該是請我們組隊去訓練你們吧? 」

 

我當然是開玩笑的,因為我們已經太熟了,神交已久。

 

那次之所以能促成組隊飛美,是因為他承諾說機票由他們負擔,他其實很懂得臺灣反對運動者都是苦哈哈的。他說,既然他們願意負責我們的往返交通費,我也樂得讓年輕人多一次海外交流,於是就在臺灣組織了十個人隊伍出發。

 

一到紐約,楚也把我們關在那個臺灣研究所,關了十天啊,吃住睡覺都在屋內,不讓我們偷懶出門。

 

他們排了緊密課程,其實都是在彼此不斷地進行民主運動的反覆辯證。似乎年輕人們也沒人想要浪費時間出門去逛大街或到哪些景點參觀的。

 

這一群人在經過紐約的這一場培訓,回臺後,基本都分別投入到當時越來越熱的反對運動中。有很多現在也都還在檯面上,那就不談啦,因為那是前塵往事,對我們這個年紀來看,都是可資回憶的過往雲煙,主要仍應著眼於未來。

 

而,如何著眼於未來呢?前兩年楚也有回臺兩次,我都有跟他見到面,很自然談到所謂的「中國民主化」。而事實上,在這之前,剛剛陳昭南也提到類似的事情。我在紐約的時候,也即是第二次組隊去的所謂的社會運動培訓營,我跟楚也之間也曾經為這個爭執過。

 

我說中國民主化這個主題是對的,但是千萬不要期待於共產黨主導的民主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要期待國民黨民主化一樣都是不可能的。

 

我認為,西方世界太不了解中國,中國加上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之後,它會變成一種異形一種怪獸。不可能民主化,就跟當年期待國民黨民主化一樣不可能。一定要靠民間的力量去推動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再加上民進黨的推波助瀾,然後形成一種民氣,讓李登輝有機會順勢而為,如果沒有這樣的民氣存在,李登輝怎麼可能會有那個能力把國民黨的作為持續改造而推向民主化!

 

這是當年在紐約跟楚也很印象深刻的一次討論,還因此爭得面紅耳赤,如今想起來,人已經走了,講到這裡,才想起他已經走了,確實有點不勝唏噓!今天我們齊聚在這邊,也看到好幾位當年的夥伴已經步履蹣跚,時光的痕跡很清楚讓我感受到我們那段日子的久遠之遙。

 

但是,千萬別忘了自己,我們走過那麼一段日子,像剛剛有幾位老朋友所不斷反覆敘述的,不是我們能活多久,而是我們怎麼活下來的。凡走過必有痕跡,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足跡,應該都是值得珍惜的!

 

有位哲人說過:「我們怎麼樣對得起我的人生,我們的人生意義在哪裡?」我想,就楚也的一生而言,他絕對經得起這一句話的檢視。

 

今天大家給他的封號是「職業革命家」,但我自己不屬於「職業革命家」,我不主張革命而是拼命想要去改革。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活過那麼長時間下來,看著臺灣逐漸改變,逐漸好。剛剛我到樓下去,看到整條街都很熱鬧,就是我們的民主,不管他們的意見是甚麼,我們接不接受或同不同意,你想講什麼就盡情去講。我敢確信,楚也也一定會完全認同這樣的態度。

 

希望中國有一天也能夠看到共產黨垮臺,讓新疆、西藏、香港都能夠像臺灣現在這樣,盡情講出自己的話,這才是無愧楚也一生的努力與奔走。 

 

2020年12月24日華人民主書院假臺北市臺大校友會館主辦之

《亡秦者,楚也》民運戰士洪哲勝先生追思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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