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白色恐怖受害當事人及受難家屬的深度訪談，不斷讓我們親眼見證，即使超過半個世紀，她／他們的眼瞳深處，仍然被龐大而真切的恐懼所浸透，彷彿受害情景正在眼前一幕幕重現。
於是我們明白，一切都還沒有過去：必須保持警戒，威權恐怖統治隨時可能復返。
於是，父母繼續警告孩子：「不要碰政治」——暗藏而沒有說出的那一句是：「不然會被抓走，會被消失！」於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受害者和家屬對任何被監控的蛛絲馬跡提高警覺，那是多年野戰訓練出來的自動化習慣。有些受害者，青壯年時兢兢業業拼命維持家計，企圖用工作佔據意識的每個角落；到了晚年，緊繃的身心終於緩和下來時，所有曾經被暫時封存的創傷記憶，在夜裡、在意識鬆綁的時刻，猛然入侵（這創傷感官記憶延遲回返的現象，經常被誤解為思覺失調的幻覺）。有些受害長輩，甚至用當年威權體制監督他們的思維和手法來監督子女，為的是更加完整地保護後代。另有些受害者和家屬則「選擇」（被迫）進入威權體制，成為權力的一部分：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威權統治的陰影籠罩生活，隨處可見。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政治暴力的後延效應中，部分被害者及家屬選擇與加害體制站在一起的現象，比起冷漠無感的旁觀者，經常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然而，只要稍微深入探索背後的心理機制，這個現象並不難了解，而了解之後，便不會苛責。畢竟，該受責難的是以奪取身家性命，要脅所有被統治者順從，並且建立綿密監控體制的實質握權者，不是嗎？
與戰爭創傷有著第一手經驗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學者費倫奇（Sándor Ferenczi），已經在1930年代提出「對加害者認同」的概念，說明飽受威脅的受害者，為了身體和心理的存活，必須將加害者的思維、認知、行為模式，內攝到潛意識之中，以便從內部獲得基本的掌控感和安全感，那是不放棄為生命奮戰的生存本能。這個概念後來被簡化成「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幾乎已變成羞辱受害者的貶義詞）。
協助阿爾及利亞反抗法國殖民暴力的精神科醫師弗朗茲・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裡延續這一條分析路線，從自身經驗出發，描繪膚色黝黑的受壓迫者渴望將自己「漂白」，企圖在白人優位的種族階序向上攀爬的扭曲心理狀態。後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把這種服膺、內化壓迫者世界秩序的現象，稱為「象徵暴力」——某次自巴黎返鄉時，這位來自外省、未來將成為法蘭西院士的知識份子， 詫異地發現自己對於操著鄉音說法語的鄉親父老們，油然升起排斥的厭惡感（在法國的「外省人」，相對於巴黎天龍國的人們，懷抱著自卑和睥睨的奇妙混合情感）。法農之所以投入反殖民戰爭，正如布迪厄後來投入反階級社會運動，是因為理解自己內在向強權妥協和自保的傾向，是必須抗爭的第一個對象。
《黑皮膚・白面具》書影。圖片來源：讀冊生活
對於近日來威權體制正在復甦的跡象，不曾親身經歷過政治暴力迫害的人們， 確實難以敏銳察覺。然而，遭受過威權體制迫害的受害家庭，早已警鈴大作。只是並不是所有經歷過的人們，都有條件隨時準備起身抵抗。有如黑洞般的恐懼，經常吞噬他們／我們生命中的光線和能量，以至於對於黨國幽靈的復甦真實，感到極度悲觀無力。
實際上，每個威權壓迫體制下的多數人都出自自保而選擇沈默，起身捍衛的抗爭者經常是少數被斥為沒有現實感的理想主義者。但各國民主化進程史也都告訴我們，保持沈默不擔保不會受害：選擇與加害體制站在一起亦非保命丸。
作為受益於少數抗爭者以生命換來的民主果實的大多數人，如果我們還在乎作為人的基本價值，便必須學著跟曾經目睹歷史的受害者一樣保持清亮而警醒的眼眸，不要讓她／他們在孤絕中顫抖，並成為彼此的後盾，在還能夠選擇的時候，懂得選擇讓自己和下一代心靈自由的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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